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滇池在正常高水位下，流域多年平均实有水资源量为5.3亿立方米，而与此同时，昆明主城8个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一级A标准的尾水每年有3亿多吨用于城区入滇池河道的补给水源。

地表水是各种污水的受纳水体，但目前污水排放标准远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。阮仁良说，国家对不同水的标准都是差一个数量级的。比如说，污水排放标准低于地表水标准，地表水标准低于饮用水标准。其原因，则是因为河道和河水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“不同的污染物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实行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相结合。”阮仁良说。

除了标准问题，主观的人为因素也使得标准在执行中“猫腻”丛生。“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、一些科技人员、公司，常常想打擦边球，蒙混过关。”郑正说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GDP，招商引资中主动放松对企业的排污监控。

“有很多地方市长、书记，下命令让环保局长到省环保厅去，让批文能过关，不然别回来过年。”一位环保部门的官员也告诉记者。

面源污染难破题

相比于点源污染处理，来自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面源污染，处理难度更大，且相对滞后。现有的调查统计可以发现，面源污染对流域污染物的贡献力，已经占到了一半以上。

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（2011~2015年）》指出，2010年，规划区域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31.2万吨，其中工业污染来源占11.8%，城镇生活污染来源占33.5%，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占54.7%；氨氮排放量为136.1万吨，其中工业污染来源占10.2%，城镇生活污染来源占56.9%，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占32.9%。

“就太湖流域来说，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过量使用化肥、农药等化学品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、污水的排放。”朱青说，“虽然不同的机构对农业面源污染对整体面源污染的‘贡献率’的调查所得结论不一样，但大体的结果是维持在50%左右，有的甚至超过2/3。”

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，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，此前，有环保组织做过一项《环境中的农药：中国典型集约化农区土壤、水体和大气农药残留状况调查》，该课题以山东和广东作为调查对象，共计55个土壤样品、42个水体样品，以及两地持续30天的空气样品，并对180种农药在这些样本中的残留进行了检测，发现所有土壤、水和空气样品中均含有百种以上农药。

此外，农民临水而居，排污管网覆盖率低，生活用水几乎放任自流，再加上畜禽、水产的养殖，农村污水几乎占到面源污染的80%以上。

阮仁良说，目前上海正在编制《初期雨水治理规划》以应对城市面源污染。“刚下雨的时候，雨水冲刷地表污染物，形成的污水污染负荷较高，我们把这部分雨水收集起来，送到污水处理厂，提高初期雨水的截留效果，不让它进入河道。”

郑正认为，因为难于收集，对付面源污染，更应当注重源头的控制。但现在，虽是“千军万马”，由于缺少清晰的战略和针对性好的技术，显得杂乱无章。

“从源头控制理论上可行的，实际操作起来，难度非常大。”他说，比如政策管理方面，种田要精准施肥，根据不同地区的污染特性，化肥要有针对性，但这将涉及一个地区的多个部门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协同作战，往往非常艰难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土地集中经营、规模经营程度不高，且种田的往往是留守老人，他们在体力、精力、文化知识方面，很难践行“精准施肥”的理念。而从技术层面，国内尚缺乏高效的脱氮除磷技术。因此，郑正说，从一定程度上说，面源污染是现阶段比点源污染更为严重的问题。